李纲奉迎太上皇返回临安，避免大宋出现天有二日的局面，乃是有功于朝廷，却被赵桓趁机将驱逐出朝堂，看似莫名其妙，其实当事人都很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
表面看，这是与李纲有隙的潜邸宠臣耿南仲一再向皇帝进言的“功劳”。
真正的原因却是大宋君臣被同军打怕，赵桓生怕大同再次兴兵南下，更受够了主战派把自己架在火上烤的痛苦感觉。
因而，对于新任枢密使许翰“复种师道之任”以加强军备的提议，赵官家便以“师道已老，难用”为由给直接否决了。
但对于“输租赋代割地之约”的建议，其人却是有一些兴趣。
赵桓做皇帝的天资确实比起其父赵佶这个昏君还相差甚远，但好歹也做了小半年，并不是什么都不懂的政治小白。
大宋虽然又一次输掉了与大同的战争，靠着卑辞厚币割让国土，才乞得同军退兵，但正乾皇帝并没有逼迫大宋皇帝赵桓去尊号而对大同称藩。
也就是说，大宋依然是继承大唐正朔的王朝。
既然是正朔，王业不偏安，就不能放弃恢复故都汴梁的努力。
甚至，北伐燕云一统天下的口号也还要继续提。
大宋可以怂一时以换取喘息之机，却绝不能怂一辈子。
咳！
就算真要怂一辈子，对国内的宣传也绝不能怂，必须把北伐燕云恢复故土的“祖宗遗志”不断传承下去。
因为，这就是维系大宋还是“大”宋的“政治正确”。
以增加租赋的方式换回东京真是一个绝妙的点子，别管能不能成功，至少能向国人证明朝廷在努力恢复故土，有利于鼓舞因再次战败而离散的人心。
试一试总归不是坏事，万一正乾皇帝一高兴就答应了呢？
赵桓的想法得到了宰执们的支持，大宋新任中书侍郎唐恪受领了此项重任，出使大同商议“输租赋代割地之约”。
唐相公一行数人进入开封府段国境，便被巡逻的同军士兵扣下。
大宋使团被安置在鄢陵县驿馆，等了将近一旬时间，大同朝廷的回复才送到：
其一，开封既已正式纳入大同治下，便是本朝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大同断没有拿本国土地百姓换钱粮的先例，租赋代割地之议免谈。
其二，讨宋之战已经结束数月，仍有宋人擅自潜入开封境内图谋不轨，赵宋朝廷是真不知此事，还是暗中支持？
其三，淮南路至今兵乱未止，严重影响大同临近州县百姓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赵宋朝廷若是没能力保境安民就别浪费时间，大同可以替你们管！
正乾皇帝的意思很明确：赵宋连自己内部的问题都解决不好，凭什么惦记已经落入大同口袋的开封？
还没走到燕京，出使任务便失败了，唐恪却不敢赖在鄢陵与接洽自己的大同官员讨价还价。
其人当日便告辞离开，急匆匆往回赶。
数日后，唐相公带着大同朝廷的严正声明回到临安。
得到这个坏消息，大宋君臣顿时乱作一团，再没心思琢磨什么故都东京了，慌忙研究解决淮南东路问题的办法。
徐泽之所以一口回绝了赵宋的买地的乞求，并威胁大同要用兵淮南东路，除了懒得与这帮没眼色的家伙们虚与委蛇外，最主要的原因是其人暂时还需要稳住赵宋朝廷。
原因很简单，大同即将对另一个国家用兵。
这个国家自然不是不久前才笑脸认罚的夏国，而是大同的另一个藩属国——高丽。
就在一个多月前，高丽国都开京城发生了动乱。
其实，高丽这些年动乱不断，内部一直就没有平静过。
但高丽以往绝大部分的动乱，负有对高丽、日本等政权抚慰、征讨、叙功、罚过等事宜之权的黄海都护府都以其国内部事务为由，轻易不会干涉。
这次的情况显然不一样，以至于大同需要暂时稳住赵宋。
高丽之乱的起因，还要从十年前说起。
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高丽因介入金、辽两国保州之争，而与正在辽东拓展势力的第四方势力——同舟社发生剧烈冲突。
同舟社协助保州守军挫败高丽军队的两次进攻后，徐泽又亲自率兵摧毁了高丽的海军力量，并沿海路南下攻破高丽都城开京，逼迫其国主王俣签订城下之盟。
从此之后，高丽便彻底失去了制海权，国内事务也被同舟社深度干涉。
随着同舟社的事业越做越大，高丽在徐泽的精妙布局下，逐渐丧失经济、政治、军事和外交的独立权，全面沦为同舟社的附庸。
王俣也算是一代英主，本应该和夏国国主李乾顺一样，文治武功皆有建树，在这百年未有的变局中左右逢源，把握机遇开疆拓土。
但其人不幸遇到了同舟社徐泽，一战便输掉了高丽百年国运。
即便如此，王俣也没有就此放弃。
和亲徐泽缓和同丽关系、招安李俊重建海军、借同压豪尝试削藩、出让耽罗岛以请走同舟社势力等等，各种方法用尽，就是为了重新获得完整主权。
可惜，终究是棋差一筹，任凭王俣再如何挣扎，高丽却始终逃不脱徐泽的手掌心。
临终前，其人终于想明白了一切，深感高丽国灭的命运不可避免，有意让世子王楷避位，再择王室旁支继承国主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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