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正乾四年、大宋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的袭庆府之乱，是同宋战争史上的标志性事件。
但因为两国的官方记载不一致，且此事牵涉到孔子后裔而成了一桩后世悬案。
此后数百年时间里，围绕袭庆府之乱的起因究竟是圣人子孙应对危机自结团练保境安民，还是主动跳反背叛朝廷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
其实，处于混乱时局之中的经历者，也因为各自的视角不同信息面不一而各执一词。
仙源县的动乱规模其实并不大，又因为孔氏的及时干预而维持在比较理智的范围内，并没有爆发流血冲突。
不过，事后孔氏向大同官府交代的情况却与仙源县共建会提供的报告有较大出入。
而向来反应神速的同军在这次动乱中也慢了一拍，直到袭庆府守军逃遁两日后，同军第五军才进入瑕县控制袭庆府恢复社会秩序。
第五军出兵的方向也是不是仙源县东面的沂州，而是瑕县西北面的东平府。
至于望风而逃的袭庆府守军，则是连仙源县究竟发生了什么，同军为何能绕过泗水县出现在仙源县境内等情况是真是假都没有做出判断便直接崩溃，自然提供不了什么有效信息。
这些溃兵没胆子面对战力彪悍的同军，散播谣言祸害普通百姓却是个顶个的好手。
溃兵逃出瑕县后，便边逃跑边洗劫百姓，在沿途不停地播撒暴力和恐慌，大批百姓被溃兵裹挟着逃亡。
虽然这些动乱是袭庆府溃兵的自发行为，却因为同宋两国对峙的紧张氛围，造成了隆德府兵变后李成故意散播流言类似的效果。
眼见一个应对不力，去年底席卷泽、怀、孟、卫等州的大逃荒就要在京东西路再次上演。
幸好，大宋王朝立国一百六十多年，还是有些底蕴的。
危急时刻，袭庆府动乱波及的第一站——济州文武官员表现出了极强的责任担当。
溃军入境的消息刚传到济州治所巨野县，知济州事苏迟便果断下令守军关闭城门，加强巡防，严厉惩处城中散布谣言趁火打劫的泼皮无赖。
同时，其人还命济州兵马钤辖范琼率军出城，支援洸水河畔的任城县守军，并收拢整编四散而逃的溃卒，以阻止同军西进。
范琼由卒伍补官，行事果毅，多次参与镇压民乱皆有突出表现，逐步积功到现在的位置，在士兵中也有较高的威望。
其人深知乱世当用重典的道理，出城后便下令本部军士凡遇溃军乱民，不问缘由先缴械整编再说。
胆敢抵抗者或正在行凶作乱者，不论身份地位皆就地正法。
须知溃兵之所以会祸害百姓，除了破罐子破摔宣泄负面情绪外，最主要的原因是为了打劫钱财以备个人紧接着的逃亡所需。
对济州军士来说，清剿杀人放火的袭庆府溃兵确实有风险，但收益也相当不错，有范太尉兜底，自然个个争先。
凭此铁血手段，范琼不仅迅速稳定了济州动乱，还将逃进济州境内的袭庆府溃兵整编了大半。
及至任城县时，其人已经聚众上万，声势大振，竟然稳住了岌岌可危的洸水防线。
当然，所谓“稳住防线”，只是因为苏迟、范琼二人反应迅速，赶在同军杀入济州之前就进驻任城加强了洸水防线，并不代表济州宋军有实力打退同军。
同宋两军战力相差悬殊，朝廷的精锐大军都屡屡败于人数更少的同军，更别说数量并不占优还人心惶惶的济州宋军了。
待同军稳住袭庆府后再大举西进，济州十有八九守不住。
知济州事苏迟就非常明白这一点，并没有被一时的表象冲昏头脑。
其人一面向任城调拨物资继续巩固防线，一面接连向朝廷发出快马急奏请求支援。
战报传至临安，这些年饱受同军惊吓的教主道君皇帝大惊，却没有失措。
其人并不清楚京东西路的究竟发生了什么，却知道大宋军队虽多却都打不了硬仗，全靠人多壮胆。
结果便是年年都在征兵，处处都要用兵，处处都没兵可用。
朝廷若要增援并保住京东西路，临安所在的京西南路就必然要抽调大量兵马。
当前形势下，如何能轻易冒这个风险？
因而，赵佶并没有响应苏迟的请求，迟迟不肯向京东西路派出援军。
幸好天佑大宋，同军拿下袭庆府后并没有趁势席卷京东西路，给了宋军喘息之机。
随着京东西路的情报不断汇总到临安，袭庆府沦陷的原因逐渐浮出水面。
主要原因固然是府中文武战而不备，军心士气极低，直接原因却是仙源县的突发动乱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至于之后才开进袭庆府的同军，只是平白捡了漏而已，同宋两军实际并没有交战，大同应该也没有料到宋军会如此“主动”。
证据便是同军拿下袭庆府后并没有顺势驱赶溃兵进入济州，也就是说大同会不会就此发动攻宋之战尚且两说。
大宋若是反应过激，不等大同来攻便调动大军于两国边境，会不会授人以柄，给大同送上入侵自己的借口？
而且，同宋两国的边境线过于漫长，大宋又完全陷入战略被动。
从河东到京东，从淮南到江南，处处都可能是同军突破的方向。
对军力孱弱的大宋来说，处处设防便是处处都防不住，没有摸清同军真正的目标前，确实不宜盲目调整防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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