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接五代的赵宋基本盘在中原和关中地区，北伐燕云失败，兼夏人立国后的持续战争，使得失去山川之险离边境过近的核心地带常年受到夏、辽两国严重威胁。
为此，赵宋不得不在西、北两面常年驻守重兵，甚至不惜改黄河之流向，也要以水阻敌。
屯兵是要耗费钱粮的，而且需要巨量的钱粮。
传统的中原和关中产粮重地却因为御敌的需要，大量修建堰塘、烽堡等设施，加上水土流失，黄河泛滥等原因，农业基础持续衰退，根本不能满足屯兵所需。
如此一来，这些钱粮就只能来自江南、蜀地等大宋立国后的“新征服地区”。
百余年以来，赵宋不断在江南地区吸血，国家的重心却始终在西、北两面，由此积累了深重的社会矛盾。
赵宋自仁宗朝就开始的“党争”，其实根本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党”，自始至终都是利益之争。
表面是“新党”与“旧党”之争，深层次却是“南党”与“北党”对朝政话语权的争夺。
一方面是通过党争胜利，江南各地出身的士子占据了朝堂越来越多的位置；另一方面则是压榨江南以补西、北的基本国策百余年未变，且愈来愈烈。
面对这种矛盾，江南的地主士绅阶层越来越不满足现状，要么争取赋税上削减，要么进一步增加朝堂话语权。
或者，二者兼得。
因此，以“申天讨，诛朱勔”为旗帜，旨在实现江南独立的方腊叛乱行动，并未遭到两浙路地主阶层的对抗。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还默许、掩护方腊的胡搞，借此发出“江南的声音”。
不然的话，两浙路各州县的官兵就算再孱弱，随便来几家大地主毁家纾难，拿出部分钱财招募民壮，还能让刚刚起事的贼人进展这么顺利？
两浙地主阶层虽然默许方腊的叛乱，但也同样不看好这个土包子的前景，或者说，方腊本来就是被他们利用来与朝廷讨价还价的猴子。
方腊建立政权，设官置吏后，自然也下过“求贤令”，但根本就没有些精英人才投靠，这些人全在看戏。
不仅是看戏，还是冷脸看戏，连鼓掌喝彩都欠奉。
就在五天前，西路军王寅遣休宁籍部将俞道安攻破休宁县城。
守城不退的知休宁县事麴嗣复被俘后一直大骂“反贼”，只求速死。
麴嗣复是两浙地区少有的“好官”，其人为政清廉，到任休宁后，做了不少实事，就连方腊也知道他的名声，要求俞道安务必劝降此人。
对贼军的劝降，麴嗣复不为动摇，反要招安俞道安。
“麴某食朝廷俸禄，落入反贼之手，有死而已。老夫倒要劝你们一句——自古谋反岂能长久？你等当去逆从顺，归附朝廷，怎么反逼我从贼呢?”
俞道安也不为之恼，见招拆招。
“官府逼得我们活不下去了，自古以来，官逼民反，你难道不知这句话吗?”
麴嗣复为官不贪不占，可以问心无愧，但朝廷对江南的祸害他却没法掩耳盗铃，在铁的事实面前，其人自知说不过俞道安，索性闭上了眼睛。
“废话少说，要杀要剐，随便吧！”
俞道安之前得了方腊的命令，不敢对麴嗣复用强，更怕其人死在自己手里，只能说了一番义军不滥杀的话，便将他给放了。
这一情况报到彼时正在进攻富阳县的方腊处，其人立即将俞道安义释麴嗣复之事被拿出来大肆宣扬，以示自己举义军诛朱勔，只杀贪官，不害好人。
效果——
就是没效果。
麴嗣复跑到歙州北面的宣州旌德县后，就停了下来，鼓动当地百姓联村对抗贼人。
而方腊取得这么多城池，却始终得不到精英文人的投靠，手中没有行政人才，既无法深入发动百姓，也没法对取得的城池有效管理。
“义军”取得杭州后，所有的士绅依然冷脸看戏。
经营明教多年，方腊当然不是什么都不懂的土包子。
这种得不到人才的现状必须尽快改变，不然的话，摊子越大，问题越多，持续下去，他的大业随时都有崩盘的危险。
对未来的焦虑让方腊失去了耐心和冷静，剐杀陈建、陈光二人就是其人对两浙官吏、士绅的宣言——
施王道你们不配合，那就别怪我行霸道！
陈建、陈光被剐后，方腊又借口城中部分士绅与朱勔勾结，祸害乡里，主持对他们的恶行进行清算。
可惜，其人高估了自己的组织能力，又低估了“义军”的盲目性。
前朝闻人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曾夸“知君暗数江南郡，除却馀杭尽不如”，到本朝杭州更是繁华。
从兰溪山中的出来的“义军”本就军纪不立，又被钱塘县的繁华所迷，进城后已经发生了不少恶性案件。
圣公对部分士绅政治清算的决定，很快就变成了对有钱人家的抢劫，随后，又因为遇到反抗而变成杀人夺财。
方腊很快便发现了不对劲，但到了这个时候，他也没办法控制被钱财和杀戮欲望支配的部下了。
事已至此，其人索性下令屠城。
至少，他作为统帅，还能通过有组织的屠城，“合法”拿到部分钱财，以用于下步的施政。
连续六日的纵火屠城中，钱塘百姓死者不可计。
贼军凡得官吏，必断脔肢体，探其肺肠，或熬以膏油，丛镝乱射，备尽楚毒，以偿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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